如果说影片的中文片名暗示了故事将终结于大同，那么影片的英文片名(“中国市长”)则完全相反。到达太原之后，耿彦波开始了他的新计划。25万人搬迁、交通设施开始建设、北沙河改造列入规划、晋阳古城即将兴建……“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的太原，也将如大同

《大同》

周浩又拿了金马奖，连续两年。这一回，周浩拍的是耿彦波，时任山西省大同市市长。

纵观周浩的纪录片生涯，“底层群像”和“深度单人”可以称得上是其构建影像世界的两大支柱性方式。群像方面，《厚街》(2002)和《差馆》(2010-2011)是在固定地点捕捉流动人群，以相对碎片化的方式展现整个阶层的日常状态;《高三》(2005)和《棉花》(2013)更有针对性地关注固定人群，精确地记录了一个群体的生存状况。《龙哥》(2008)、《书记》(2009)则以个人为中心进行跟踪拍摄，通过展现一个人物的生活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风貌。这种金字塔式的三级结构使得周浩完成了从社会最底层到高层的连续猎奇，也使其纪录片序列成为了一部21世纪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在这十几年中，周浩的技巧渐趋纯熟，价值渐趋中立，事实渐趋凝练，直到《大同》为止，他完成了连续跟拍地级市市长这样一项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大同》显得老成，但绝不世故，显出悲悯，但绝不滥情。客观、节制，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避免自己被臆见冲昏头脑，这是一个纪录片作者力图达到的目标，而曾在新华社、《南方周末》等地任摄影记者的周浩显然对这一切都有着十分准确的理解。也许全片唯一一个带有强烈个人情感的意象就是那条狗——它游荡在愤怒的人群之间，静坐在废弃的瓦砾之上，耸起的新房由于阴雨的缘故飘在远处，既昭示着平民无家可归的艰辛，也像海市蜃楼一般预示着某种徒劳和虚幻。除此以外，周浩从不试图强行说明什么“问题”，也从不试图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某种极端政治概念;他非常善于用极具穿透力的事实雕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尽力避免硬币上的图案有哪怕半点模糊。

《大同》

《大同》展现了一种或许是中国独有的政治生态。一场不用担心输赢的选举，一把不用自己举起的雨伞……市长这个官职太大，手里握着百万居民的身家性命，五十万居民的住所几乎是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但市长又太小，他需要面对的，是腐败的市委书记，是不作为的各级官僚，是偷工减料的合作伙伴，是整个大同最复杂的人际网络，以及一只可以呼风唤雨却从来看不见的大手。从这个角度上说，大同市长和市民无不经历着某种形式的“强拆”，至于这种“大拆大建”引发的阵痛，到底是城市发展加速度太快导致的超重，还是官员不作为遗留下来的矛盾，抑或是权力触及民众核心利益时引发的激烈反抗，周浩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或许，答案就藏在耿彦波每日的工作中，藏在耿彦波前往太原出任市长的眼泪里，藏在每一个据理力争的百姓的诉状上。

作为一部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大同》绝不是一部单纯靠立意取胜的电影，其剪辑、制作技巧之高也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赞许。举例来说，影片中段偏后，大同落雨，路上积水尺深，人过提膝，车过熄火。另一边，檐下躲雨的老年人掏出歌谱继续唱起他们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小小竹排江中游”。在这里，影像和声音的交织形成一种强烈的趣味与讽刺，并且在展现了大同人精神状态的同时引出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内容。一个简单的转场即能发挥三种截然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功能，不可谓不巧妙。略显讽刺的是，《大同》虽好，左上角却始终挂着一个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台标。这大概也是周浩本人在接受金马奖时“希望大家能多给纪录片工作者一些关注，让纪录片可以在健康的生态里发展下去”的原因。

《大同》

如果说影片的中文片名暗示了故事将终结于大同，那么影片的英文片名(“中国市长”)则完全相反。到达太原之后，耿彦波开始了他的新计划。25万人搬迁、交通设施开始建设、北沙河改造列入规划、晋阳古城即将兴建……“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的太原，也将如大同一般，大有不同。